“艰难的选择”—徘徊中的海耶

他本人也常常宣扬做人要居恭色庄。

心即理表明此知行本体自身即为立法原则，良知良能表明此知行本体本身还是道德认知原则与践履原则。……夫是之谓大人之学。

能达到这种理想之境的仁者，不仅能视自己与天地万物为一血脉贯通疼痒相关的大身体，而且能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切切实实地去给予天地万物以关心与爱护。禽鸟与哺乳动物虽然没有人那么高的智慧、情感，但它们也有一定的感知力，对同类有一定的情感认同，这已经远远超出于其他物种之上。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10]（上册，P124） 在阳明那里，良知即是灵明（或虚灵明觉、昭明灵觉）。[3]（上册，P615-618）该篇承认天地间一切生物是一个整体的自然世界，此外还有礼乐仁义的人文世界，而天地阴阳神灵则是这两个世界的根本源头。在这种价值来源的共识上，儒家生态伦理可以建立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生命共同体，将宇宙生态系统真正视为人与万物之共生、共存的生命家园。

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他指出，荀子认定人与自然界之间显然有一种价值关系……也不是‘人类中心论的，这里也肯定了自然界的生命价值。早在先秦，思想家们就为建树这种文化模式，提供了思想理念，荀子明确宣告：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变数制之。

官僚权贵、士农工商从穿靴戴帽，怎样着装，穿什么，不该穿什么，都有明文规定和限制，冒犯的被认为僭礼逾制，要受到法律制裁，因穿衣不当而获罪的史不绝书。在当今社会文化核心构成已有改变的情况下，发掘儒家日用之学的合理因素，重新焕发光彩，已有现实的可能性。以饮食文化来说，烹调技艺的精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孔子就提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服食器用在这些思想家的眼中，不仅是供人温饱，也是实践礼的手段，百姓日用之学实质是人伦日用之学，以伦理来统率生活，首先要使生活日用伦理化，这是百姓日用之学的最大特色。

注释： ①顾迁注译：《尚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所以王艮的日用之学不同于先秦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他认为：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

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旧的思想命题之所以能发挥新的作用，关键是文化主体结构的转型。(11) 因此强调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收拾得个本心，不要失了。大要须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诚、心正一向去。

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被历代的礼制所规范，赋以天道、伦理和身份地位的诸多含义，成为封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由此形成衣冠之治的规章和传统。孔子也是如此，他早就估计：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将物便唤做道，则不可。其实质就是将伦理观念寓于日用器物之中，将有形可见的器物内化为理性的东西，使之秩序化、信仰化，在这内化的过程中，器物已超越它的使用价值，成为人们沟通道体的媒介。

虽然他所宣扬的依然不脱伦理说教，但在缺少个体意识的封建伦理中，增加了个性化的色彩，这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成就。二、百姓日用的伦理政治化是文化结构性的特征 日用器物的制作本是满足人们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欲望，为什么在中国却伦理化，给以压抑人性的导向？究其根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后曾仿效苏式社会主义，衣食住行普遍政治化。与此相比，在这两部书中礼字出现138次、德字75次。

这种从日用实践中体悟人伦的理念，可归结为实践的形上学。古人对生活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高度的理念对待服食器用，并形成百姓日用之学。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因此，形上有外在的形下表现，形下有内在的形上寓意，道器有分，而又无分，促使人们达到道器合一，即道即器的境界。群黎百姓，遍为尔德，②《易经》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等等经典著作，莫不表示对服食器用的关注。

⑥崔高维校点：《周礼·仪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2页。既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也可以滋生罪恶，危害他人和社会，它需要法制和道德的约束，而不是一概禁绝。

⑦(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宋本周易注疏》，第351页。一国者爱我，则吾身保矣。

中国人对性爱的态度是相当豁达的，在西方中世纪，同性恋者要被处死，而在中国，汉哀帝与董贤的恋情成为艳事，雅称为断袖之欢，男宠之风在民间也颇为盛行，世界上第一例同性恋小说《弁而钗》就出现在中国。⑦这些话的要领是在于，百姓日用器物而不知其器物之所以然，只有君子才懂得其中的道理，让平民百姓认识日用器物蕴含之道，是君子教化百姓的使命。

纵观一部思想史，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历代的鸿儒硕学无不从日常生活中阐扬此中的哲理，并从具体的器物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从而创造出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概念，如道和器、理和欲、义和利、形上形下等等。⑤王夫之：《周易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03页。他儿子王襞解释说：鸟啼花落，山峙水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②程俊英撰：《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7页。

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权力通过器物消费的等级分配，物化为各个阶层消费生活的差异，所以，礼制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信念，还以日用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内容，规范各阶层的行为和需求。

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⑧⑨⑩(11)(宋)黎靖德编，王星贤注解：《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96～1497、1141、2926、2740页。这种文化模式促成道德意识渗进衣食住行，穿衣着装是衣食住行的第一宗，它最显著、最充分地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封建制度的等级性在衣冠服饰方面有强烈的表现，管子所说衣服所以表贵贱也成为经典之教。

(12)此种看法在宋明理学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如果说日用之学在先秦主要是阐明百姓日用中的无知，愚夫愚妇们需要君子去做教化工作，以加强君子的使命感。对此，《论语注疏·序》作了权威性的解释：由，用也。见有未尽，便胜他私欲不过。明末出现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新求异成为时尚，童心说、市道之交说、尊身说、情教说，以及非君论等种种异端思想引得倡和者如痴如狂，蔚为社会思潮，究其学术源头，莫不与王艮学说有关。

作为中国传统的思想命题，在新的文化核心结构中可以生发全新的作用，这有许多先例可资参照。这句出自《易经》的名言，在该书的注疏中释为： 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③服食器用以如此高的频率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甚至高于儒家一贯崇奉的礼和德，不能不是高度重视生活的反映。

所以，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和等级序列三位一体的文化模式，使得衣食住行等百姓日用器物高度的伦理政治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性的特征。目不识丁的愚夫愚妇正是从日常生活中接受伦理思想的影响，世世代代相沿为习，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倾向，这对凝聚广土众民的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